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从消费层面看，受4月全国多地疫情散发等因素的影响，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下降幅度高达11.1%，放眼历史都非常罕见。

在“稳增长”的核心基调下，想要完成全年GDP增长5.5%的目标，除了发力基建之外，必定还不能少了消费的贡献。然而从数据上看，当前消费市场的动能确实偏弱，而且疫情因素影响到了不少人的收入水平和对于未来的预期，致使消费意愿不够强劲。基于这样的背景，新一轮促消费政策的出台呼之欲出。

此时问题也来了：促消费，到底应该发钱，还是发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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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为了应对疫情对于经济社会运行造成的冲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来实施救助。而在提振消费方面，各个国家的实践是有所不同的，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派别”：

（1）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发钱派”

为了弥补居民在疫情期间的福利损失和消费抑制，不少发达国家都采用了直接向居民派发现金补贴的做法。最早是2020年2月中旬，意大利决定疫情期间给企业员工工资补助，最高可补助1000欧元；随后，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都相继宣布向居民发放现金。而全球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疫情期间为了缓解经济民生压力，多次向居民发钱，仅2020年3月就向居民部门直接现金发放了近3000亿美元的现金。

（2）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券派”

面对疫情来袭，我国并没有采用直接发放现金补贴的做法，而是通过向居民发放消费券来促进消费。例如在2020年3月，先是南京市宣布将面向市民和困难群体发放总额3.18亿元的消费券，紧接着，杭州也宣布向全体在杭人员发放16.8亿元消费券。随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大范围的消费券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疫情以来全国有上百个市县地区，先后实施了超过500轮的消费券计划。此外，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也都采用过这种方式来刺激经济。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发钱还是发券，对于消费的提振和经济的回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影响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放大乘数效应。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乘数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用公式可表示为k=1/（1-边际消费倾向），乘数k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乘数效应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越强劲。每当经济萧条时，各国政府往往通过增加投资、扩大公共支出与转移支付、降低税收等手段来放大乘数效应，进而带来国民总收入的加倍扩张。而发钱和发券，都相当于是政府部门向民众转移购买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放大乘数效应，带动国民经济的回暖。

其二，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

经济低迷之时，市场需求疲软，企业经营压力陡增，不少公司都面临着被迫裁员乃至破产倒闭的困境，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很难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不乏生活状况恶化的群体。发钱和发券堪称雪中送炭，每个人能拿到的金额虽然未必会很大，但仍能发挥不小的作用。

其三，可以在过渡期发挥作用。

无论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彻底落地都需要一段时间的消化，在此期间便需要辅之以其他的短期政策，而发钱和发券就是不错的选择，能迅速提振居民消费并刺激经济，继而为后续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于上述两种促消费手段，有人担心会给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压力，可若是换个角度看，虽然政府将一部分购买力让渡到民众手里，但是却能够助力经济生产的回暖，这对未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又是有好处的。故而只要掌握好补贴力度，长期的政府财政理应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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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选择了发放消费券，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直接发现金呢？这也是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问题。

归根结底，在于国情的不同。

以美国为例。众所周知的是，美国是世界头号消费大国，这里的消费不仅仅在于消费市场的整体规模，更在于个人消费的贡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GDP构成当中，个人消费占比常年保持在70%左右，而政府开支只占18%左右；加之美国居民历来都热衷于超前消费，并且不爱存钱，甚至有很多人还习惯于举债度日借债消费，因此发放现金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更加能够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我国则不然。

一方面，从数据上看，在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的构成中，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占比常年保持在70%和30%左右，考虑到我国近些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在50%~55%的区间内，这便意味着我国个人消费对于GDP的贡献只有不到40%，与美国的70%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并不像美国人那般热衷于花钱，量入为出、勤俭节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传家宝，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居民储蓄率长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如此一来，倘若我们选择了给居民直接发钱，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老百姓把钱存起来而不是花掉，尤其是在疫情的大环境下，很多人避险心理加重，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所以，发放现金可能难以达到刺激消费、提振经济的效果。

相比之下，消费券显然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理由有三：

第一，由于通常都会有明确且较为短暂的使用期限，即规定时间内必须一次性消费完毕，逾期无效，并且只能用于特定领域的消费而无法兑换成现金，因此消费券在促消费方面的作用更为立竿见影。

第二，各地基于地方经济现状和产业发展情况的考虑，可以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发放特定的消费券，而且在发放方式上也更为灵活多样（比如线上抢券、领券、抽券等等），时效性更强，社会影响范围更广。

第三，依托互联网平台发放的电子消费券，不仅可以在无现金消费场景下进一步激发出用户的消费意愿，而且依托数字化手段，更能精准把握市场动向，并实时跟踪消费券的发放、领取、核销情况，从而有助于动态调整资金配比规模，优化发放方式，让消费券覆盖并惠及更多居民。

事实上，我国近两年消费券的发放的确是给消费市场助了一把力。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蚂蚁集团研究院的测算，杭州每发放1元钱的消费券补贴，能带动3.5元的消费，在广西发放1元钱的消费券补贴，甚至能带动5.3~7.7元的消费；微信支付方面的数据也显示，在微信支付核销1元的优惠，可以撬动22.7元的消费。这些数据也佐证了我国发放消费券实践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提振消费之外，消费券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带动行业生产端的复苏。

消费与生产是紧密相连的。由于消费券只能用于特定领域的消费，适用商家也有一定范围，这就决定了消费券的发放是带有明显的行业倾向性，可以更加精准地促进某些特定领域的消费需求提升，继而带动该行业生产端的回暖。

例如，疫情发生以来，很多城市都向市民发放餐饮、旅游、体育、图书等领域的消费券，这些都是受疫情冲击较大、亟需尽快得到提振的领域，而消费券在此扮演了关键角色，相当于是引导民众更多地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领域进行消费，有助于改善商家的经营状况，从而实现“刺激终端消费→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企业用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进一步增加消费”这一良性循环，推动经济运行重回正轨。

然而，直接发放现金却做不到这一点。虽说居民的购买力因为现金的发放而得到了提高，但是消费还是存储、如何去消费、在哪个领域消费，完全由居民自己决定，政府部门很难把控，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需求继续收缩，商家经营继续恶化，企业破产与工人失业的态势进一步加剧。这样的局面，自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从这个角度看，“发券”同样比“发钱”更适合我们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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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醒的是，前文的结论是基于宏观整体的视角得出的，可若是从结构层面来看，发放消费券可能也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与贫困群体。

道理其实很简单，消费券的使用常常伴随着杠杆效应，即只有消费到一定额度才能使用消费券，比如满100元消费额度，可以使用10元消费券，从而达到1:10的杠杆比例，相当于是政府给消费者补贴了10元，撬动了90元的居民消费。

然而对于多数低收入家庭和贫困人群来说，他们更为真实的境况常常是消费能力达不到使用消费券的标准，即“缺的不是那10元消费券，而是缺100元现金”，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不少人收入大幅度下降，甚至不排除失去收入来源的可能性，平日里只能节衣缩食维持生活，根本没有钱进行高额消费。如此一来，即便他们领到了消费券，作用大概也不会很明显。

这时，发放现金的效果，很可能比发放消费券更好。因为低收入家庭与贫困群体对收入的变动更加敏感，哪怕仅有几百块的“意外之财”，都能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发放现金已不仅仅是出于促消费的目的，还多了一层社会兜底和救济的意义。

至此可能有人会问了：难道不怕他们会把钱存起来吗？

针对这一问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的研究团队以四川为样本，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调研和分析。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收入不高的家庭在拿到现金补助后，首先会花在子女教育和食品支出上；低收入阶层从政府拿到补贴款中，80%的都会花出去，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不会把钱存起来的。”

事实上，包括北京大学姚洋教授、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等在内的诸多知名经济学者，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给低收入家庭和贫困群体直接发放现金，效果要比发放消费券更好。或许下一步，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现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相结合的多元化补贴方式，充分发挥二者各自优势，精准实策应对风险，继而在促进消费复苏的同时，改善居民整体福利。

话说回来，不论是发钱还是发券，都只是一次性地提升消费者支付能力，却不能根本性地改变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因而难以为消费市场注入长久动力，只能算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从长期来看，促消费扩内需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持久战”，仅靠发钱或者发券尚且不够，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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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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