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刘沐轩 黎广

(资料图片)

“杨叔，明天在家吗？”

“没想到吧，我和儿子一起出海，这几天回不来了。喂！你看好自己的轮机，两边放网速度保持一样。”

阿全在泊船靠岸，舷窗外的父亲在指挥他调整船位。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说了一半，他在电话那边嘶吼了起来，声音里伴随着风雨声。

8月16日中午，广东江门台山开渔时下起了暴雨。人们说这是吉兆，会丰收。

渔船出海，进入大海猎场。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傍晚，杨有带在电话另一边向时代周报记者说，会不会丰收还不清楚，刚下网。

他是台山广海镇的老渔民。18岁跟着父母出海，如今年逾花甲，膝下的两个儿子子承父业。

算下来，杨家从事打渔至少四代了。

会不会传到第五代，老杨也说，“不清楚”。

在海上讨生活，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的。他说，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对这样的生活并不向往了。

光是烈日、风浪、疾病和孤独，就能劝退大半的陆地人。

曾经的陆地人也向往大海。他们所讴歌的大海是浪漫主义的，是惊涛骇浪，是神秘莫测，是遍布宝藏的。

海洋人则要淡定得多。海洋是他们的猎场，渔民与海缠斗，试图在海里获取在陆地为生的渔获。

本质上，他们或许与农耕者一样，海洋是他们的土地，潮汐是他们的农时，只不过他们要冒更大的风险。

老杨的小儿子阿强，动起了要进城买房的念头。那意味着学位，意味着离开海洋，像陆地人一样生活。

老杨对这个决定是矛盾的。不过，在电话接通那一刻，这个老人无暇考虑这个，他正与海搏斗。

两栖人

自1996年以来，每年的5月1日到8月16日，是南海的伏季休渔期。

8月15日，开渔的前一天，老杨美美地睡了一个午觉，以至于走起路来还有些摇晃，就像在船里。

那个下午他说了很多，说老婆每个月买药要花1800元，说休渔期自己看病花了块两万，说自己两个儿子在休渔期的三个半月里，花了十几万。

“上半年一家人挣了40万，几乎没存下什么钱。”

对大部分城里人来说，一家人半年有40万收入算是跻身中产。但在渔民逻辑里，这个数字是表象，它有另一层社会关系。

今年上半年，国际油价高企，渔船用的柴油每吨超过了9000元。而海上作业，每天就要消耗至少三到五百升油，大概三到四千元。

除此以外，每条渔船上的工人还要占所有鱼获7%-8%的收益。

阿强的船上就有四个工人，也就是3成以上的鱼获需要大家平分。“40万算下来，纯利润也就十来二十万。”

阿强船上的工人，他们也是经验老成的渔民。 时代周报刘沐轩/摄

渔民群体有着自己的行事逻辑。

收入是共有而非船长独占的，这就保证了每个工人在海上，一旦起锚就必须通力协作让利益最大化，“摸鱼”行为，会被自发地杜绝。

这也促成了渔民世界里的独特生态，经验丰富的船长更容易招募到优秀的工人，而对于经验不足的新船长来说，只能给工人更多的份额才能吸引工人入伙。

在开渔前，阿全跳进水箱检查情况。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对于每天重复着相似生活的陆地人而言，每年三个半月的假期像一场美梦，但对于快意恩仇渔民而言，这段时间漫长，乏味。

阿全是阿强的哥哥，兄弟俩各有一艘渔船。在休渔期转产转业的呼吁，他们还不太能接受——习惯了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无法忍受朝九晚五的固定模式。

“我在海上，看到有鱼就下网，没鱼就下锚睡觉，多自由，而且工厂要得都是熟手，我们除了打渔，什么也不会。”

阿全不是没试过。

他20多岁的时候也到珠海打过工，在食品店里当点心师傅。“老板包吃包住，每个月两三千块钱，对我来说太无聊了。后来又回到我爸的船上，跟着出海。”

现在转眼也快40岁了，阿全说，对于这代渔民来说，“陆地是上不去了。”

进化

极少有渔民能同时知晓海洋和陆地的生存规则，进而在短时间内进化为两栖人。

开渔后，渔船进入大海。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在台山渔业村，8月16日开海前的几个小时，阿旺（化名）蹲在船头看其他渔船各自繁忙，自己无所事事。

他说自己的船是运输船，相当于在海上送快递。

“有些渔船物资油料充沛，刚好又追到了鱼群，自己船舱满了不想回来，我们就会赶过去把他们的鱼获运回来卖掉。”阿旺说这是渔业的细分领域了，当问起这些年鱼获是增加还是减少，阿旺只是笑笑，说每年都差不多。

对于老渔民来说，他们熟稔海洋，放网之前大多胸有成竹，极少空手而归。对于海洋鱼量多寡，心中多少有数。

对年轻的水手来说，即便是鱼获平平，他们不会将原因归结为技术或者环境问题，他们坦诚自己经验欠缺。

不过在捕鱼业的进化过程中，技术会弥补新参者的经验不足。

阿旺所在渔船，在开渔的时候不紧不慢，他们要等有鱼获之后才会忙碌起来。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老杨说，现在很多船上都配了“探鱼机”，这些机器从几千到十几万不等，好的机器，甚至能探测出半径两海里（约3.7公里）的鱼群。

杨家人对这些仪器嗤之以鼻。

他们专门捕九肚鱼（学名龙头鱼），每次下网基本能收获几百斤。出一次海大概能捕到一两千斤。

“还是要看自己的经验，光知道鱼群在哪里没有用，还要判断洋流和鱼群可能会去哪里，甚至在哪个位置放网才是关键，但这些机器不会告诉你。”

老杨说，老渔民还有一个共识，一旦发现鱼群，就会通知附近的渔船赶过来。

“实际上这并不会让自己的鱼获变少，反倒会在同一个地方汇集更多鱼群，我们把这个叫‘渔汛’”。

老杨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但他说就像在开餐馆一样，一家馆子去的人多了，就会越来越多人去，渔汛就像海洋里的“大众点评”。

总之，大海对于老杨和他大儿子阿全来说，是个冒险天堂，是一家人的收入来源，是他们在渔村里买地盖房子的保障，所以他们是无法离开大海的。

“出海有什么辛苦的，反倒是陆地，万一不会打麻将就只能闲逛。”

休渔期间，曾在海上叱诧风云的杨伯显得格外颓废，他紧皱着眉头，手上的金手链也黯淡无光。客厅桌子上的助听器和小孙子喜欢的奥特曼光盘叠在一起，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和谐。

渔民老了，这个行业的入行成本也开始变高，年轻人对于大海的向往开始变淡。

上岸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台山渔业村出海口的渔船在航道上排成一溜，随着最前方的海监船的一声鸣笛，在陆地上蛰伏了三个半月的渔民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数百艘引擎同时轰鸣，鱼贯出海。

这天夜晚，得知开渔的游客慕名抵达渔业村的码头，想尝尝开渔后的第一船海鲜，却发现这里黑灯瞎火。

渔港修理发动机的伙计尴尬地笑，“昨晚大家还在这里喝啤酒吃花生到深夜，到今晚街道忽然就空了，我也有点不适应”。

渔业村的夜晚，发动机修理店的小伙子因为渔民都出海而感到很冷清。 时代周报记者黄亮/摄

这个伙计以前也是渔民，后来觉得太辛苦，上岸帮人修起了发动机，不过他的梦想是造一台运输船，像阿旺那样，当海上的快递“骑手”，“这样不用担心鱼获多寡，接单了才出海，旱涝保收”。

开渔后，渔业村的夜晚却并不热闹。时代周报记者黄亮/摄

改行的渔民还有的做了在渔港穿梭的摆渡人，他们把岸上的水手送上各自的渔船，也帮着渔船送一些补给，一年到头，有时候挣得比渔民还多。

有些渔民最终会迁移到周边产业，比如制冰、造船、维修和运输。

无论是阿旺还是老杨，他们传递出一个信息：在海里挣到大钱的，就会想进城，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下一代。

城里生活的魅力不必言说。

阿全和阿强都喜欢进城消费，更何况是从小在动画片里耳濡目染的孩子们。

阿强已经萌生了在市区买房的念头，因为他生的是儿子，虽然自己离不开讨海的生活，但他不再希望自己下一代子承父业。

“进城买房，孩子就能跟城市里的人一起读书，长大了就可以做个城里人。”

与习惯赤膊的哥哥阿全相比，阿强即使在船上干活，也喜欢戴着鸭舌帽，穿着那件荧光绿色的防晒衣，整个渔港也许早已知晓阿强的打算。

老杨对这个决定多少有些心酸，但也说不出阻止的话。

“我们那代人海上赚钱，回到陆地花。但那时候陆地的生活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海洋的吸引力更大，可如今陆地上生活方式千奇百怪，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但年轻人却很喜欢。”

海上快递员阿旺也说，那些赚到钱的，或者孩子读书好的渔民家庭，生活重心也逐渐开始往陆地倾斜，年轻的渔民比例开始逐渐变小。

他们知道海上讨生活辛苦，退出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个体，如今投资一艘20米左右的渔船至少要200多万，这个门槛阻碍了大部分想以海洋为生的人。

老杨回到海上，便有了主人的感情，精神也振奋起来了。 时代周报记者刘沐轩/摄

而老渔民们随着年纪渐长，成本增加，对于与他们共生的海洋，即便是恐惧，也无法离开。

当然，渔民群体也有补贴。杨伯透露，油补每年是3万多，休渔期每个月渔民补2100元，但这些还是难以阻止渔民群体的萎缩。

不过他们还是热爱冒险的。

“海上那些风浪，风里有水，水里有风。”

亲历过海上的9级大风，台山老渔民杨伯讲着自己年轻时的历险，有些兴奋。

当大浪打到船上的时候，曾自认为是大海主人的杨伯，手心还是渗出了冷汗。“那时候心态会崩了，就是一心求生，巴不得看到岸。但风浪一小，我们又想出去”。

开渔的前一天，时代周报记者趁着空隙问阿全：多久没和父亲一起出海了？他在家似乎总显得闷闷不乐，可一到码头，那些往日的神气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阿全没说什么，低着头在操控船舵，然后透过舷窗，偷偷看了一眼父亲。或许在那一刻，他已经做好了要请父亲出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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