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特约记者 郑仲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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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的最新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为5.9%，高于年初官方给出的5%左右的目标。”

在经过了过去几年市场的反复震荡及中国整体经济下滑后，2023年中国经济正式进入了疫情过后复苏的状态。不过截至目前，有迹象显示复苏态势整体仍然偏弱，似乎并无明确的转向趋势。

最新宏观行业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4月PMI为49.2%，环比下降2.7%并且跌进收缩区间，非制造业56.4%环比下降1.8%。消费端来看，商品零售同比增长15.9%，但环比增长为-8.8%，整体市场增速放慢。

各种宏观数据和政策变化幅度较大，缺乏一定稳定性，且疫情过后爬升脚步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信心。

面对疫情过后的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争议和担忧，在近期举办的摩根大通全球中国峰会媒体见面会上，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朱海斌表示，对今年宏观经济增长的判断整体来说是偏乐观的，各地政府政策和行业政策一直紧随其后，灵活调整，但由于我国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在过去几年受到了疫情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冲击，疫情过后重启需要时间和市场的耐心。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受访者供图）

1、疫情过后重启仍需市场耐心

时代周报：虽然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疫情过后重启阶段，但当前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仍然表现不佳，一些工业企业利润仍在跌，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这是否意味着政府疫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

朱海斌：经济指标如何出现由坏变好，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说我们疫情过后复苏以后，所有的宏观经济数据指标都会马上改善。

比如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工业企业利润，仍跌20%。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口失业率仍然很高，工资的上涨短期也没有明显的转好，投资领域公共投资前三四个月很强，民间投资仍然较弱。

从一般政策的传导或者从宏观的经济周期好转来讲，不是所有指标都会同步转好，有一个先后的关系。这种传导通常需要1-3个季度的时间，我们觉得可能市场需要一些耐心。

时代周报：根据上半年的市场表现，市场对于经济复苏的走势实际上是持有一些讨论的，是什么原因让您对下半年经济持续持有一个相对积极的态度？

朱海斌：我们对今年的经济增速比较乐观，主要的原因在于从去年11月份以后，在政策上看到了非常大的调整。而且中国的疫情过后重启的时间远远超出我们去年年底的预期，这是对后续经济相对偏乐观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是去年第四季度以后，在一些主要的行业里出现了明显的纠偏政策，比如地产政策。还有去年十一月的【十六条】，这些对于今年经济稳增长，应该说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最后，在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还是从信贷政策的执行来讲，对疫情过后经济复苏均起到了非常显著的影响。

我们对于今年整体增速的判断是5.9%，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官方在年初定的5%左右的经济增长。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和印度的增速是全球前两位，这个是市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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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复苏脚步的不一致引发市场担忧

时代周报：市场前四个月的数据目前已经出来了，但是尽管许多机构对未来经济走势都是持有一个中性偏乐观的态度，市场中的担忧情绪仍在蔓延，甚至对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产生了分歧，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半年的经济状况有什么需要关注的风险点吗？

朱海斌：主要原因是各个细分行业，细分领域复苏情况呈现不均的态势，相关现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和疫情政策有关，相关政策放宽之后如国内旅行、酒店、餐饮等，在疫后反弹的力度是最为明显的。另外相对受影响比较小的，比如说一些常规的消费品，包括像手机、家具等，今年并没有明显的好转，表现整体偏弱。

二是与财政和货币政策前置有关。受政策影响比较积极的领域，表现也更加突出，比如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新科技和制造业升级等领域指标明显更好，但是很多其他与政策支持相对比较远的行业表现就较为一般。

以上就是为何市场对经济复苏解读出现了很多分歧，我们所观察到的疫情过后复苏到目前为止的基础并非十分稳固，且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领域，看起来并非一个全面的复苏。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风险点在于上半年有很多政策前置，料到下半年政策的支持力度会明显地减少。

这是为何我们看下半年整体环比的平均增速为季度环比4.9%，和上半年相比，从环比的指标来讲是前高后低的态势，从同比来看可能会大为不同，同比大概率二季度今年会是最高，因为去年的基数较低。

在过去几年我国的经济经历了很多的反复，今年是真正走出疫情之后的一年，可能最近疫情有所起伏，但我们认为这个不会改变整体的防疫政策。

时代周报：目前市场非常重视消费的恢复情况，后续您对消费复苏是如何判断的？

朱海斌：今年消费我们认为更多是消费正常化的过程，消费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偏低。在我们今年5.9%的增速预测值内，消费今年对GDP的贡献大概是略高于4.2%，跟2018年、2019年的水平相当，在疫情之前基本上每年6%的增长，消费贡献4%、投资贡献2%，进出口基本上是0%，这是疫情前的基本情况。

总体而言，我们目前的刺激政策还是偏重于在生产端、投资端，但对居民部门的直接的消费刺激政策，整体而言还是较为有限的，大家在讨论的电动车购置税减免、家电下乡的一些消费刺激，基本上是针对特定产品的，在我看来，推出欧美或者香港地区的大规模直接消费刺激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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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间投资是发展关键

时代周报：当前海外地区，尤其是欧美地区目前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美国加息潮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您认为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才会迎来缓解？如果美国进入降息周期，对我国经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朱海斌：我觉得美国最大的风险在于下一步的通胀跟失业率怎么走，目前市场预期下半年降息可能性并不大，美联储可能会等到明年上半年甚至二季度以后才会开始降息。

从未来6-12个月来看还是挑战更多，就算加息进入终点，但是经济还是往下走。大概率而言，美国经济应该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会进入经济衰退，美联储所希望出现的软着陆的难度较大，更多可能是不同程度的衰退，当前是比较轻微的衰退。

从这点来讲假如美国经济陷入环比的负增长，那么整个欧美的外部需求会大幅下降，这将不利于我国的出口。但近期的出口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方向正在发生近一些分散，包括俄罗斯、拉美、非洲等一些新的出口方向；另外今年前4个月的出口数据好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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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如果说海外局势持续，中国的出口将长期受到限制，这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否会存在重要影响？

朱海斌：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的一大痛点在于内需不足。政策通常还是偏支持供给端，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消费端。

传统上国内习惯在供给侧给予支持，但今年面临一个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内需不足加之外需走弱，另一边供给端又过剩，此时如果能给予需求端一定的刺激，就更能为疫情过后复苏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支持。

时代周报：过去几年在严峻的海内外局势中，中国一直是依赖三大主力投资领域，他们当前的表现如何？疫后恢复阶段又会如何发展？

朱海斌：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在过去几年的表现一直都比房地产强，但他们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速在下降，房地产价格也在逐步趋于稳定，就近期的一些指标而言整体好于预期，比如房价、销售和新房竣工数据来看，都已出现较为明显的修复。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投资也可以分为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是目前的主要力量，民间投资基本是零增长和1-2%增速的状态，我认为疫后恢复的根基能否稳固，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民间投资的信心何时能够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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