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日前在线上进行，与会的经济学家们表示，对中国经济要有信心，但前提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稳住宏观经济，保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全球领先地位。建议中国加大内需拉动力量，最核心的是消费。作为拉动消费的有效手段，发放消费券被多次提及。

​在疫情反复、美联储加息、乌俄冲突等内外部复杂因素下，中国经济表现如何？如何打好“政策组合拳”，促进发展，畅通内循环？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线上进行。在“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主题圆桌论坛上，与会的数位首席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多位专家表示，对中国经济要有信心，但前提是要稳住宏观经济，保持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双循环发展格局下，进出口受到负面影响较大，中国需要加大内需拉动力量，这其中最核心的是消费。作为拉动消费的有效举措，发放消费券被多次提及。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直言，当前市场情绪过于乐观，特别是对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发展，美联储给出的预期和指引也比较乐观。

他认为，美国正在重蹈上世纪70年代的覆辙。当时，美国通胀上行叠加经济衰退，为了控制通胀，美联储大幅加息，却造成了经济的深度衰退。当前，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比上世纪70年代更轻松，毕竟当时困境的背后更多是石油危机，而现在却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靠印钱来使经济走出衰退的局面，这也是新货币理论实现的后果。

“从贸易条件来看，中国也是深受其害。”沈建光表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同比增速回落至15.8%，预计接下来困难会更大。此外，我国今年在进口石油、天然气额外的开支预估要超过一千亿美元，对外部风险要充分进行考虑。

沈建光强调，中国需要加大内需拉动力量，内需当中最核心的是消费，促消费会成为今年核心政策点。目前，中国主要刺激经济的方法是减税降费，给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但在消费端的刺激是比较弱的。

“在当前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促消费会成为重头戏，包括发消费券或者转移支付给受疫情影响的员工等。”沈建光建议，除了给受困人群发放现金，中央还可以考虑给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提供中央财政支持。发券对于短期拉动消费立竿见影，而且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

在多重复杂内外部因素中，疫情反复是冲击经济的重要因素。二季度GDP预计表现如何，货币及财政政策组合拳如何发力？

针对疫情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总体来说压力还不小。内部来看，疫情是当前冲击经济的重要因素。预计今年二季度GDP增速会比一季度的4.8%明显“下一个台阶”，下周一公布的4月份经济活动的数据也可能不太乐观。

在此背景下，如何打好政策的组合拳？陆挺也提出，发放消费券是非常好的政策，可以着手发力。今年，在货币政策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以及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显得非常有必要，能够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

陆挺进一步表示，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讲，进入疫情的第三年，很多家庭还有中小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以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非常重要，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给予一定的租金、税费减免等。

“内循环不畅的症结在于我国居民消费率过低。”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直言，当前外循环及内循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内需主要靠投资和消费，消费的作用比基建投资更大，但目前是基建投资担当重任，消费引擎还没有启动。此外，财政支出直接对消费领域的投入偏少。

在李迅雷看来，促消费方面，货币政策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元，尤其是留抵退税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但当前财政主要投入在稳企业稳就业上，对于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

他同样建议发放消费券，认为这比美国发放现金的方式更具针对性。

此外，李迅雷还提出应该推进各项改革，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一是居民部门的收入结构需要高度重视，因为个税占比过低；二是居民收入再分配功能偏弱。他建议，第三次分配要增加企业责任，增加企业的慈善事业，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提高中等收入组的收入水平，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美联储利率紧缩、俄乌冲突等挑战。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其中，俄罗斯、乌克兰不论是经济体量，还是和中国的贸易联系，相对来说都比较小，对中国的影响也比较小，但俄乌冲突的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

“中国货币政策既要坚持以我为主，同时又要坚固内外平衡，面临比较大的挑战。”管涛认为，中国市场不缺钱，当前主要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而是受到疫情蔓延的影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所以，今年能不能够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内关系到稳增长的目标能否实现，对外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应对外部超预期的冲击。

“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货币政策转向明显加快，在此背景下，全球股市、债市、汇市的波动明显加大，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也增强，且产生了溢出影响。”管涛预计，未来美联储将进一步紧缩，通过贸易往来、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渠道，对中国产生溢出影响。需要关注的是，美国是否因为政策失误导致资产泡沫破灭、经济衰退，这个是非常大的尾部风险。

管涛总结道，虽然内外部的挑战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些并不是中国单独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经济体量大，政策空间足，回旋余地大，所以中国应该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来应对挑战，但前提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稳住宏观经济，保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全球领先地位。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指出，理论上来讲，股票市场没有太大的下行风险，但现在却出现了跟2020年初一样的情况——社会融资走势和股市走势完全相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年和往年情况有何不同？王庆提出两点可能：

其一，如果股票市场的反应是错误的，那么是高估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2020年初也是这种情况，股票市场的反应当时被证明是错误的，后来也追上了社会融资表现。

其二，如果宏观经济分析师判断的社会融资未来走势是错误的，那么是低估了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难。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是一个支柱行业，同时也是中国货币创造、信用传导重要的载体和机器，如果房地产行业遇到的困难无法解决，就无法形成有效的信用传导，很多研究者预判的今年社会融资可能就无法实现。这种情况便和2020年初不同。

王庆总结称，作为投资者应聚焦两个问题，一是疫情有多严重，二是房地产市场问题有多严重。

责任编辑：陈偲 孙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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